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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女性情感]情感天地:前红卫兵为检举信弑母而自责

  

  1970年,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“反革命言行”写了封检举信,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。两个月后,他的母亲在公判大会现场以“反革命罪”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。43年后的今天,他接受境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,公开忏悔、道歉。

  1、我写了一封检举母亲的信

 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,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‘文化大革命’,母亲说:‘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!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,到处都是他的像!’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,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。

  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:‘从现在起,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,你就是敌人,我们斗争你!你把你刚放的毒,全部写出来!’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,父亲就拿着这张纸,出了家门,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,我意识到: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。”

  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,我非常震惊。“在我的印象中,一贯紧跟党走、工作积极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!顿时,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——她不是我的母亲,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、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!

  在我的脑海里、融化到我的血液中、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——‘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’、‘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,谁要是反对它,谁就是我们的敌人’,这是一种条件反射。

  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,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,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‘阶级敌人’进行斗争的过程中‘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’,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,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,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。

  2、亲眼看见母亲被批斗

  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、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、镜框里的一张《毛主席去安源》邮票等焚烧后,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、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,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,她一下就跪地了,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,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,现在都能记得:母亲被捆时,肩关节发出‘喀喀’的声音,我的心一阵紧缩。

  我的头‘轰’的一声,似乎像爆炸、被掏空,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。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、极端痛苦、无法忍受的感觉。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,是最糟糕、最令我无法承受、甚至想去死的感觉。

  4月11日,是宣判的日子。看母亲跪在台上,一个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,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——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;但是,按着她的手一松,她的脖子一拧,立刻就昂起头。

  宣判结束,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,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。

  3、母亲的离开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

  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: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,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。当时,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,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。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,按照我的坚决态度,极有可能将父亲、母亲一起告发,父亲就会因‘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’罪名被抓,父亲、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。

  我还要向父亲道歉,因我的告发使他失去妻子,‘文革’中我还贴过父亲大字报,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。

  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,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。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,或是升学,或是进部队当兵,我们作为‘黑五类’子女,又称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只能去农村。

  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,一直是正科级干部。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,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,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,就是降级使用,直到他退休。受母亲冤案株连,我的小姨母方佩兰、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,遭受了太多、太多的苦难。

  4、举报母亲的事情成了别人攻击我的标靶

  1998年,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,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,一次,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:‘任何人说张红兵,他都不愿意调解。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,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。你还是同意调解吧!’

  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。2001年,我曾经的一位同事,也是律师,在法庭上,我们代理双方,激烈辩论。休庭后,他在楼梯口拦住我,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,说《固镇县志》里都提了,大家都去看!

  5、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战战兢兢无法沟通

  我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。在此期间,我停止了记日记,当然也无医生可看,无药可服,硬是自己扛了过来。

  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‘四人帮’的消息,让我忧心忡忡:广播、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‘四人帮’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?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?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‘资本主义复辟’?

  我不敢再想下去: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;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——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!

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,比如我与父亲、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。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,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。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。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,不与他人接触,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。抑郁最严重时,我甚至想过自杀,逃避现实社会。

  6、很多时候母亲出现在我梦里

  有很多、很多次,在睡梦中,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,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,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——她没有死,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。我跪在地上,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,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,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,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。我大声地说,妈妈!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!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!您别走,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!

  但是,妈妈没有回答我。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,她从来不和我说话。我相信,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。不知什么时候,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;我所能做的,只是孤立无援、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、嚎啕大哭。这时,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,泪流满面……

  7、我愿忏悔,愿悲剧永不发生

 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,表现自己‘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’?对此,几十年来,我一直处于困惑、学习、反思、寻找答案的过程中。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,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。

  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,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,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,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:什么虚幻的景象,动听的说教,人造的偶像,神圣的祭坛……全是愚弄别人、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,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,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!不管是谁,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——吃饭、穿衣,生老病死;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,最崇高的是人性!

 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。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,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,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;同时我还要声明: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,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,两者不能混为一谈,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。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、探讨和争论,促进人们思考:在中国大陆,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、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?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?